社会工作专业恢复以来，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校本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并且基本上都是引进上个世纪末的已经相对成熟的知识经验。这种现象似乎给国内学界一种错觉：社会工作在本土刚刚起步，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上个世纪初曾经有过的那一段专业发生发展的历程和本土化的有益尝试。实际上，当我们回过头来回顾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却蓦然发现，问题发生的情境是何其地相似：同样是来自西方，同样是社会转型，同样曾经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也同样曾经面临着适应本土社会的困惑和迷茫，包括在民国后期被纳入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以及由政府推动的机构注册和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等诸种。在这里，历史和现实交汇，产生了一种“共鸣”，而这种“共鸣”告诉我们：必须要重新发掘那一时期的历史，从而能够形成一种从专业到实践的延续。

本土视角

所谓“本土”，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一种区分，即我国社会工作历史发生发展的具体情境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要求社会工作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技术都必须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社会工作引入中国是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首先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鸦片战争以来，除了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侵略外，文化和技术入侵也是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重要方式。不管西方传教活动在中国起到了怎样的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以及如何以人道主义为导向，这种文化入侵的性质仍然存在。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教会。因此，这种技术和理念的输入背后是基于殖民入侵的历史背景的，这是和社会工作在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社会福利发展而自然发生的历史有着本质的差异。

第二，社会工作引入中国之后，通过步济时等西方专家学者的推动得以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际上是迎合了当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西化的趋势。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实际上差不多正处于那个时期“西学东渐”的鼎盛时期，对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的接纳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第三，西方教会组织和慈善组织在国内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活动，包括国内社会精英们组织的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都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按部就班地采用来自西方的专业技术，而是将这些活动尽可能地与本土文化和社会相契合，尤其是后者。“乡村建设运动”从农村入手以求变革中国社会，本身就和西方社会工作孕育于城市的方式不同，而其具体的操作也和当时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工作手法有着很大的差异。

第四，由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即使在民国末期“社会部”将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技术纳入到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系统中来，实际上也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体制性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思路。

第五，更大的本土差异还在于，几乎与国民党政府同步，中共“苏区”以及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也已经发展出一套与国民党政府以及其所辖社会精英们实践的本质不同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支持系统，并且影响了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民政工作”。

第六，建国以后，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被取缔，实际上标志着源自民国初期的社会工作发展史的一种形式的断裂，但同时，政府主导的民政工作和“单位”主导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承担了在西方由社会工作介入和参与的绝大部分工作，直到社会工作被重新恢复和引入的今天，也还是如此。

上述的六个方面，是属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独具特性的本土要素，不仅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当时以及20世纪中期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也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来自于文化和社会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现实视角

回顾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如果我们将建国后专业取缔的时期忽略不计，实际上可以看到似乎互为“镜像”的两个阶段：前面的一段是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由西方教会和文化精英们引入，继而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中成为社会改良和国家治理的手段，已经过去；后面的一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专业恢复为标志的重新引入，并且在高等教育和政府推动下开始尝试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轨道，方兴未艾。历史和现实存在着一种跨越时空的相似性：都是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期，都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舶来品”，都需要适应中国的“本土”社会文化的土壤。这种相似性，使我们对历史的审视多了一种现实的使命感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性的思考。

民国初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社会工作虽然较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或者较之其他专业亦或者是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单薄”和“边缘化”。但毫无疑问，引入、发展、本土化和职业化的要素却是相对完整的。这就为我们当前的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基础，使得一些现实的疑问和困惑同样可以在历史情境中追寻答案，比如以下问题：一是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职业在民国时期是如何适应本土，并得到服务对象乃至大众认可？在1944年第68期《西风》中，记载了一位医务工作者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成长的经历，谈到了从蒲爱德女士只身来华在协和从事社工，到整个医院每个科室都配备了一名甚至两名毕业于国内高校社会学专业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获得了医院医师、管理者、病人一致认可并欢迎的过程，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二是社会工作如何具体在机构中运作，并作用于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在1947年第3期《儿童福利通讯》中，蒋旨昂曾经就儿童社会工作如何在育幼院所开展，撰写了《育幼院所社会工作》一文，吴桢则在该刊1948年第15期发表了一篇《教养机关社会工作及人员之训练》，读起来都很有启发。

三是社会工作应如何纳入到政府的社会治理系统中，并进一步职业化？关于这一问题，实际上资料并不匮乏。仅从已有的《社会部公报》、《社会建设》、《社会工作通讯月刊》、《儿童福利通讯》等刊物的资料来看，国民党政府至少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基本上形成了社会部主导的，包括社会团体注册、社会机构设置、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职业人员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等环节在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系统雏形。在现今民政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推进社会工作实践进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历史上也曾存在。比如吴桢在《医事社工十年记——我的职业生活》中所反思的“计划多、工作少、野心大、预算小”的问题，实际上在当前的社工机构实务中，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些共同的问题情境和当事者的关注和反思，构成了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桥梁。

专业视角

作为一门专业，完备的学科历史是证明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普遍存在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偏重以及急于本土化实践的心态，对专业历史关注不够，更谈不上对史料的专业开发，导致相当多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对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历史知识一片空白，所谓专业史的概念仅仅停留在专业恢复以来的这30年。这也就意味着，关于从民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从苏维埃政权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专业恢复，这两段历史需要补课。专业的角度梳理历史，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经验、材料和文本的专业解读，可以就当时的专业发展进度来分析和评估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从当前的专业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出发，来分析当时的专业发展，包括理念、专业伦理、工作方法和技巧、人才培养和职业化的系统机制等；还可以沿着特定的线索来思考各历史阶段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延续性问题，比如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与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政工作是否存在传承关系等；当然，也可以运用其他专业的分析方法来解读社会工作专业史，比如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来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工作专业和组织机构培育发展的影响等。这些专业角度的历史发掘，不仅对于“补课”至关重要，同样对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现实实践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素材和思路的参考。